莫讓眾籌變“眾愁”

作者:AG下载科技 發布時間:2018-06-27 16:49:37 瀏覽量:1896

眾籌融資作為一種新興金融形式,在全世界蓬勃發展的過程中都遇到了共同的問題,那就是眾籌交易的合法性問題與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

商品眾籌多以產品預售形式開展,遇到的法律問題較少,發展速度也比較快。股權眾籌的問題比較複雜,在不同國家受到不同的監管待遇,甚至為現行法律所禁止,不得不采用各種變通方法規避風險。

眾籌機製不完善

眾籌的出發點就是盡量拉近資金供求雙方的距離,減少各種中介的作用。在理想狀態下,創業者無需應付複雜的金融條款和高昂的融資成本,投資者(消費者)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實力、意願和喜好直接進行投資。

傳統的商品預售遵循合同法、消費者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如果商品售賣者不能按期交付商品,或者交付的商品質量不合格,相關的賠償、退款和召回程序有明確的法律可依,消費者損失的隻是時間成本。

但在商品眾籌模式下,消費者的預付款兼具預購、投資和資助性質,一旦出現違約,如何挽回損失,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法律適用方麵,創業者、消費者和平台的意見也不統一,因此當前商品眾籌的消費者保護處於模糊狀態。而如果嚴格按照傳統商品預售的條款來要求商品眾籌,就會極大地增加創業者的成本,抑製其創新動力,失去了眾籌在降低交易成本、鼓勵創新方麵的巨大價值。從客觀形態上,商品眾籌介於投資與預購之間,如何針對這種特殊形態提高信息披露水平、警示消費者風險、督促創業者履約,需要平台提供明確、合理的機製。這一機製的缺失,放大了消費者的風險,也導致平台與創業者的道德風險。在股權眾籌方麵,情況更加複雜。傳統資本市場有一整套完整的程序來盡可能地幫助消費者規避投資風險,如盡職調查、信息披露、財務審計、股東大會等,由各種金融中介輔助完成議價、定價、交易、股權流通等各個環節,減少投資人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等。

眾籌機製的不完善還體現於投後管理。創業投資是一種結合技術、管理與創業精神的特殊投資方式。投資人(消費者)的目標是追求特定條件(例如特定資金量、特定時間周期)下投資回報最大化,創業者追求的是自身效益最大化,兩者並不完全一致,導致雙方均可能存在道德風險,例如投資人盲目追求回報而試圖殺雞取卵,創業者我行我素而罔顧投資方的利益。

在眾籌模式中,由於決策權不對稱和信息不對稱,消費者處於弱勢地位,因而遭受道德風險侵害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在資金投入之後,如何約束創業者按照事先約定合理使用這些資金,並盡最大努力保證消費者的回報,需要相關的程序與製度安排,其核心是消費者、創業者與平台共同設計一套有效的創業資本契約,通過適當的約束與激勵機製協調三者的共同利益,有效製約創業者的道德風險。

當然,用尚處於繈褓期的眾籌模式與成熟的傳統金融模式嚴格比較,並不完全合適,更不意味著互聯網眾籌弊大於利,因為後者經曆漫長的製度演變和曆次危機的試錯改進方才達到今日的成熟階段。但是,眾籌的發展亟需不斷完善自身機製,逐步降低消費者風險,增強消費者保護。在達到這一目標之前,消費者應有清醒的認識,理性對待眾籌投資,加強風險管理與自我保護意識。

眾籌項目的執行風險

項目延誤乃至失敗是眾籌平台上最常出現的問題,由於眾籌項目的產品大多具有很高的創新性和獨特性,項目發起人往往因為個人經驗、技術基礎、生產工藝、生產經驗等客觀製約導致工期延誤,無法按期交貨。相對而言,這類問題由於受製於外部因素,對消費者的傷害較輕,消費者也易於理解和接受。

較為嚴重的情況出現在項目發起人因為不負責任等主觀原因導致的延期交貨或者濫竽充數——投資人拿到的產品與最初宣傳或者展示的樣品差距甚遠。這種情況與網絡購物中出現的商品與描述不符非常相似,網購可以依靠擔保支付、差評、運費保險等來控製風險。

而眾籌模式往往附有發起人可以修改設計或產品內容以最終實物為準的條例,消費者的地位非常弱勢,麵對此種情況往往無可奈何。

從機製上講,更為嚴重的情況是難有可量化的規則來判斷一件產品究竟是出於主觀故意的粗製濫造還是受限於客觀條件而不得不作出的修正,所以眾籌平台並無足夠手段保證投資者的滿意度。而眾籌模式缺乏合適的退出機製,沒有退款手段,甚至也不擁有天然的退貨權利,某些產品連售後服務或者維修等都無法保證,這更加劇了消費者的損失。

項目在無法執行時,資金還會有餘額,可以把這些餘額按比例退給投資人。但此時,往往大部分的資金損失已經造成,所退資金無非是對消費者的心理安慰。如果要求創業者全額退款,或者提供一定賠償擔保,則又失去了眾籌鼓勵創新、支持創業的初衷,提高了融資成本,輕重之間的平衡殊難把握。

總體而言,項目因執行不力出現違約,既存在顯性成本,如項目發起人無法通過量產產品獲得更多收益;也存在隱性成本,例如下次再發起項目融資的難度會急劇增加。這些成本會對創業者形成一定的製約,但眾籌平台項目跟蹤、管理能力的薄弱,難以盡早揭示執行風險,無法區分項目失敗的主觀原因,或者在項目失敗後束手無策,導致創業者的違約成本低,是眾籌模式麵臨的突出問題,也是大量消費者不得不承受的主要風險。

眾籌平台存在道德風險

眾籌平台的收入依賴於成功籌資的項目,因此它容易存在降低項目上線門檻、允許更多項目進入平台進行募資的衝動。這種衝動在股權眾籌中更易滋生,因為股權眾籌的投資回報周期長,回報不確定性高,投資者自擔風險的宣示強。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眾籌平台可能會疏於資料核實或盡職調查,導致錯誤資料誤導投資人。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投資人很難對平台進行實質性的追償,因為舉證會非常困難,而要界定眾籌平台是出於主觀故意還是客觀疏忽,則更加困難。從眾籌平台的業務性質上講,它首先是信息中介。

但是這一信息中介應掌握、核實、披露多少信息並無嚴格規定。在創業者與平台之間、平台與投資者之間,均存在信息不對稱,這些不對稱就造就了眾籌平台道德風險的溫床。目前對眾籌平台的法律爭論集中於平台地位與合法性問題,包括眾籌平台的登記注冊等事項,對眾籌平台的經營限製主要是不能在自己的平台上為自己的項目融資(即“自融”),整體上缺乏非自融項目的運作細則,也沒有清晰界定眾籌平台在一般項目上的責、權、利,因而並未消除眾籌平台的道德風險。

事實上,眾籌平台要維護兩方麵的平衡,其一是項目準入門檻和分成收益之間的平衡,其二是項目發起者和投資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前者決定著眾籌平台的短期收益,後者決定著平台的長期收益。目前並無既定規則限定眾籌平台究竟應在多大程度上介入項目的標準製定和投融雙方之間的協調,但從長遠角度,非常有必要對眾籌平台的基本商業模式作出一定的限製,設立一些約束性指標,避免平台可能出現的、無視道德風險的過度自私衝動和利己行為,並防止出現惡性競爭,導致逆向選擇。

眾籌網站從無到有,功能從簡單到逐步完善,歸結起來都是從最基本的消費者與投資者需求出發,以商業利益為訴求,自然而然發展起來的。平台的約束和管理尚處於基於商業倫理的自發階段。眾籌行業的發展必然會催生更多眾籌平台,不規範平台、事件出現的出現無法避免。如果放任自流,消費者的利益必然受到嚴重損害,進而導致整個眾籌行業的形象與利益受損。

投資者維權難

投資者權益保護是一個體係性的問題,在以上的機製風險、項目風險和道德風險部分都有所涉及。除此之外,眾籌模式下投資者權益保護的棘手之處在於損失的認定、舉證、計算與追償都比較困難,因而維權成本高昂,投資者有不易維權的風險。

以股票市場作為對比,股票市場本著“風險自負”的原則對普通百姓全麵開放,但由於相關程序、規定極為嚴格,數據保存與信息披露製度相當完善。因此無論上市公司還是股票交易所出現違法、違規行為,導致投資者出現損失,認定與舉證相對容易,損失的計算與追償大多可依照法律法規直接進行辦理。而對於股權眾籌來說,如上文所述,幾乎不存在財務審核、信息披露的規範,想對損失進行舉證非常困難,後續的損失計算與追償更加困難。再以商品眾籌為例,項目失敗是大概率事件,但項目失敗本身並不是對投資者權益的侵害。真正損害投資者的行為來自兩個方麵,第一是項目發起人故意作出誤導性宣傳,項目風險提示不足;第二是項目發起人自我認識不足,過分樂觀或過度承諾。二者之間的界限很難區分,而通過各種交流機製,判斷項目發起人或者團隊的實力是否有可能完成項目,本身就是眾籌投資者的職責,是投資能力和投資技巧的門檻。這種情況導致,即使出現創業者的主觀惡意,平台也往往歸咎於投資者的能力不足。既然損失認定都難以成立,後續的舉證、估算和追償隻能是無本之木,投資者也隻好自認倒黴。至於性質惡劣的詐騙行為——主要表現為編造身份,虛構各種材料和證明文件,乃至偽造不存在的產品與設備等,在眾籌平台上還比較罕見。

如何追償“創業者”資金,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因為詐騙者可偽造所有資料,連身處何方都難以確定,抓獲成本很高,可能曠日持久,而眾籌平台又沒有相應的保險、預先賠付機製,投資者是否能追回損失很難確定。而對於詐騙性質沒有這麽明顯的案例,如果需要投資者與項目發起人對簿公堂,涉案金額小,每個投資者的投資額更低,又要承擔案件花費和起訴失敗的風險,投資者是否有足夠的動力和精力、金錢去打這樣的官司,也值得懷疑。因此,種種因素製約之下,眾籌投資者的維權難將是一個客觀現實,同樣提升了投資者的風險。

容易觸碰法律“紅線”

國內眾籌麵臨的法律問題主要包括兩點:非法集資和非法發行股票。前者主要針對商品眾籌,若眾籌平台在無明確投資項目的情況下,事先歸集投資者資金,形成資金池,然後公開宣傳、吸引項目上線,再對項目進行投資,則存在非法集資的嫌疑;若平台在投資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將資金池中的資金轉移或挪作它用,更有導致“集資詐騙罪”的可能。為避免觸碰非法集資紅線,我國的商品眾籌平台大多采用“預售”形式對眾籌程序進行規範。眾籌項目上線後,項目發起人的支持請求與回報承諾構成要約,該要約向不特定對象發出,一旦支持者接受該要約並支付了資金,支持者將獲得一份商品預購訂單,項目發起人與支持者之間形成商品購買合同關係。在上述過程中,支持者向項目發起人的資金轉移發生在項目上線之後,即先有特定的“預售”商品,才有“預購”行為,事前沒有資金池,眾籌平台就在一定程度上避開了非法集資的嫌疑。

我國商品眾籌平台遇到的另外一個法律問題,在於沉澱資金的管理與規範。在項目支持期結束之前,支持者的“預購”資金大多沉澱在平台內部;按照某些平台的規定,項目成功籌資之後,支持者的“預購”資金也會按期發放給項目發起人,在此過程中同樣存在沉澱資金。如何保證平台不挪用這些沉澱資金,或者規範平台對沉澱資金的使用,確定資金的受益權,同樣是一個需要在立法層麵考慮的問題。

在股權眾籌方麵,我國的部分平台也通過“線上+線下”的兩階段模式對其中的法律問題進行規範。

平台首先展示項目的股權轉讓與融資額信息,吸引感興趣的投資者。在意向投資人與意向投資金額達到預期後,所有的活動轉入線下,意向投資人嚴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規進行股權投資操作。根據這種兩段式流程,眾籌平台主要承擔線上信息展現、披露的職責,在活動轉入線下以後,平台提供流程、法律等方麵的一些輔助服務。股份的轉讓以增資擴股方式由投資人與項目發起企業直接協調,依法完成,理論上不涉及股票發行。由於股權的交割不在平台上進行,平台不是承銷商,亦不直接介入股份轉讓過程,從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非法發行股票的嫌疑。但是如果嚴格按照“非法公開發行股票罪”的規定,股權轉讓信息一旦在互聯網上公布,即滿足“信息公開”的要件,如何界定這種行為的法律性質,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以期在鼓勵金融創新與保護投資者利益、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之間作出合理折衷。

部分平台亦會承擔資金交割職責,與商品眾籌類似,隻要資金的流動在項目披露之後,平台不事先歸攏資金,不存在資金池,就減少了投資人風險和金融詐騙風險。平台在股權眾籌中的首要職責應體現於項目信息核實,保證融資企業資料的真實性和客觀性,防止企業通過欺騙性、誇大性宣傳誤導意向投資人,或故意隱瞞對本企業不利的信息。從法律層麵,應防止眾籌平台與融資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內部交易,乃至平台的“自融”行為。無論眾籌平台通過何種方式力圖實現合規經營,眾籌的高風險性都不容忽視。商品眾籌的風險明顯高於普通的商品預售,股權投資更是包含高度不確定性,二者都需要進行相關的投資者教育,並強化風險警示。尤其對於股權眾籌,是否需要建立特定的合格投資者門檻,部分平台作了一定嚐試,例如對投資者的身份進行審核、認證,限定普通投資者的投資金額等;再如通過領投人製度,由領投人作為企業董事會成員代行投資人職責;甚至領投人與所有跟投人簽訂有限合夥協議,以有限合夥企業的形式與企業簽署投資協議等。這些措施的效果值得深入觀察和評估,與此伴隨的小股東利益保護問題,不容忽視。

互聯網金融的創新者和參與者大部分出身於互聯網行業,風險意識比較薄弱,在產品設計上很容易違反現有的金融政策法規,一些大型互聯網金融企業都曾犯過此類錯誤。

由於股權眾籌的金融屬性非常強,從業者在以互聯網精神急速推動業務創新的同時,千萬不可忽視產品的合規性審查和相關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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